大力開展生態扶貧，在山區種出“綠色銀行”；啟動評定首批4A級鄉村旅游示范村，推動旅游業逐步復蘇；召開全省黃河流域重點地區廢棄露天礦山生態修復工作部署會……一段時間來，山西省以務實舉措推動生態保護和綠色發展，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山西作為資源能源大省，長期以來形成了以煤、焦、冶、電等產業為主的經濟格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任務緊迫且繁重。與此同時，由于產業結構和產業布局等方面的因素，污染治理和環境保護的任務也十分沉重。今年初，山西出臺《關于生態環境保護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以多項舉措著力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從嚴格控制布局重污染項目，到倒逼規模小、結構散、產業鏈短、污染較重的企業退出，再到加大環保專項資金獎勵力度，要求之高、措施之嚴、激勵之強，充分顯示出改善環境質量、引導結構優化調整、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決心。

　　生態環境保護的成敗，歸根到底取決于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增強整體思維，把生態保護工作放在更大的發展系統中，對標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制定并執行嚴格的生態保護政策措施，才能取得更大的高質量發展成果和更大的生態保護成果，進而實現“系統最佳”。生態保護要積極作為、靠前謀劃，為高質量發展卸掉舊包袱，提供新動能；同時，高質量發展也需要為生態保護提供必要的結構支撐和潛力空間。

　　實現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的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必須用好政策紅利、守住底線紅線，下好改革創新的先手棋。山西把生態治理與保護嵌入高質量發展的大格局中，體現的正是“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的理念。通過政策紅利做“加法”，讓符合高質量發展的產業、項目在實施過程中充分享受生態保護的政策優勢、綠色優勢，有利于引導新上馬的產業項目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為高質量發展提供綠色動能。比如，山西一些重污染企業通過提升改造、污染治理騰出的排污權，允許高科技和新興產業優先享用；建立環保“領跑者”制度，進入名錄的企業可以免予執行應急、錯峰等管控措施；等等。通過這些措施，力求形成政策激勵效應。

　　通過有效治理做“減法”，嚴管、嚴控不符合甚至背離高質量發展要求的污染產業、污染項目，有利于推動各類傳統產業和企業轉型升級或有序退出，繼而實現“騰籠換鳥”，為高質量發展留出“綠色空間”。正向激勵與反向約束相結合，既做大做強促進生態文明的經濟實體，也“糾正”不合理的產業結構、產業路徑，實現二者的有機統一、相互促進，就能為高質量發展加裝“綠色引擎”，為生態保護提供堅實有力的支撐。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人。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財富，又是經濟財富。”生態環境保護是實現山西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崛起、高標準保護、高品質生活的重要方面，也是亟待突破的瓶頸性制約。努力實現生態環境保護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美麗山西的圖景必將加快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