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如松接受了本報記者獨家專訪。采訪中，王如松拋出了“環境容量過載”、“生態物業管理”、“官員離任要接受生態審計”等眾多新銳的觀點，并批評當前很多地方的建設項目環評制度“形同虛設”。

　　談生態：

　　生態系統消化不良

　　“如今很流行"城市病"這個詞，確實，如今我國很多城市的生態系統可以說"全身都是病"。”王如松對此打起了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例如濕地的大量減少，導致工礦企業排放出來的污水得不到凈化，這就好比人體的腎功能的衰竭。而城市綠地和植被多樣性正在不斷下降，就等于人體的肺功能出了問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大自然原本自身的排污系統，好比人體的消化系統，但由于地表硬化，污水無法經過植被和土壤的凈化再回到土地里面，其實就是生態系統的消化不良。”

　　除此外，還有生態中的脈絡，“像北京的二環、三環、四環一直到七環，好比人體的脈絡，交通擁堵不堪，一系列的環境問題就跟著來了。”

　　追源頭：

　　不能光盯典型排放物

　　環境問題現已成為全國上下關注的焦點，但王如松指出，對于環境的理解，目前存在一個明顯的誤區。“一提環境大家就把目光盯在污染物的排放上，很多人以為環境出了問題，就是污染造成的。其實環境變差絕不僅僅是因為污染，例如霧霾，是不是所有污染物排放都達標了，霧霾就能夠降下來了？不一定。”

　　這是因為，環境問題既是污染物排放和凈化的物理過程、化學過程，也是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人類活動等綜合作用的結果，是一個系統工程。“所以說，我們目前的環境管理僅僅處于初級階段，基本上是重視部分的點源和面源污染，例如典型污染物、典型的排污企業等，但如果整個生態系統的容量已經過載，生態服務功能已經低于一定限度了，那么，即使這些污染物、污染源都控制住了，我們的環境也不一定能變好。”

　　所以，在王如松看來，如果國家要花大力氣整治霧霾天，不能再走過去污染治理中“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片面、局部的治理模式，應該從整個生態系統著眼，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質量和效益的路徑來設計治理方案。

　　要問責：

　　官員離任接受生態審計

　　“我們應該反思，為什么我們的環境突然惡化得這么厲害了？”王如松一針見血地指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一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體制是條塊分割的。“例如發改委重點是搞經濟社會發展的，而環保部門主要管點源污染和末端治理的，在環境管理的問題上，這兩個部門的關系是割裂的。”

　　王如松再次以河北省為例說明問題，“像河北一個省的產鋼量目前是歐盟28個國家產量的總和，但河北省的面積只是歐盟的二十二分之一，人口只是他們的四分之一，這好比歐盟把所有的工業都集中到倫敦附近，倫敦能吃得消嗎？那么，當年的產業結構為什么能這樣布局？我覺得國家發改委有責任，地方政府也有責任。”

　　王如松尖銳地指出，現在很多部門、很多領導只是把環境、生態當成一個口號喊，沒有落實到產業鏈上，沒有落實到人的行為上。“包括很多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雖然如今每個大項目上馬前都經過環境影響評價，但是環境影響評價最后得出的結論，往往都是說，"如果采取什么什么措施，本項目是可行的"。但就是這個"如果"，往往監督不了，"環評"后到底采取了怎樣的措施，最后也沒人去追究，導致了大量"環評"形同虛設。”

　　除了立法還要問責。王如松建議還應設立生態審計制度，“每一個官員，離任前都要進行生態審計，你當年做的決策，若干年以后，如果環境和生態產生了災難性的后果要追究責任。”

　　提建議：

　　孵化生態物業管理產業

　　采訪中，王如松提出了“生態物業管理”的理念。“要通過對環境的有效管理、補償和修復來維護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他特別強調生態的就地補償。“例如一個企業占用了500畝地，那么這塊地原來是什么樣的環境質量，是什么樣的生態服務功能，使用前都應該進行專業檢測，檢測完之后，每一年的變化要有人監督。這塊地的生態環境變好了，政府可以給企業獎勵；如果生態環境變差了，那么這個企業就要進行補償，比如說你破壞了水資源，那么就要花錢把水資源修復好。”

　　王如松建議，政府可以孵化“生態物業管理產業”，就像如今每個樓盤都有物業管理一樣，“城市的建設用地也應該設一個環境質量和生態服務的物業管理企業。不是通過政府行政手段來管，而是通過市場來運作，讓用地單位雇請環境物業管理公司把自己所使用的這個地塊上的環境問題管理起來。包括這塊地上的土壤、水質，它的生物、植物的情況等，這些都管起來以后，我們的環境一旦出了問題就能找到責任人了。不像現在的霧霾問題，問到誰，誰都在埋怨，但誰都沒有責任。”

　　霧霾天：2008年是個拐點

　　“我國大面積霧霾天的形成，2008年是一個坎。因為這一年，我國基本上從工業化的初級階段進入中級階段，經濟總量、化學燃料的使用量、機動車的保有量等均達到了一定的數量。”王如松解釋說，2008年以前，我國很多地區的社會經濟活動還沒有超過區域環境容量允許的限度，所以并沒有表現出區域性、全局性的污染問題。

　　王如松以現在霧霾最嚴重的京津冀地區為例分析說，這一帶的燃煤消耗量每年將近4億噸，機動車是2400萬輛，北京光是國家級的高速公路就有11條。“如此大規模的建設活動，以及物流和人流，再加上這個地區特殊的地形地貌，當北方的冷空氣南下比較少的時候，華北平原的空氣基本上不太流動，這個地方的霧霾就會非常嚴重。”

　　2008年以后，特別是最近的兩三年，我國不少地區的區域環境容量已經“過載”了。“值得注意的是，當環境容量、生態的服務功能超過一定限度以后，霧霾就連成片了，現在不光是一個城市，而是整個華北平原、華東地區，東部河南到陜西，甚至農村地區都已經非常嚴重。”王如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