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梁思成神話，開啟“新中國建筑史”研究新篇章，《梁思成與他的時代》出版：

　　日前，建筑師、建筑評論家朱濤的新作《梁思成與他的時代》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理想國出版。

　　正如作者所說：這是一部終結之書。終結了梁思成的神話，卻更真切地呈現出一代建筑師乃至整個知識分子群體的悲劇性命運；這也是一部開啟之書，開啟了“新中國建筑史”研究的嶄新篇章，同時揭示了當下中國城市與建筑亂象的制度根源。

　　還原梁思成：

　　將偶像放回歷史處境中

　　《梁思成與他的時代》所提及的梁思成，是一個讀者所不熟悉的梁思成。

　　他曾為回應激蕩世界的現代建筑潮流，和同仁們通過建筑史的調研和寫作，構筑起“中國建筑”體系，并積極思考該體系向中國現代建筑轉換的可能；他也曾為跟上形勢，頻繁進行自我否定和改造，有時也將批判矛頭指向同道。他的思想歷程充滿急劇的扭轉、中斷和切換，到最后徹底迷失。本書以大量新史料追溯梁思成的心路歷程，探討中國現當代建筑發展的復雜關系。

　　本書作者朱濤告訴記者，在過去三年中，通過各種渠道，他陸續搜集到一批梁思成寫的思想檢討。這一段歷史，在建筑史研究中幾乎不被提及，《梁思成全集》也沒有收錄這些材料，多年來，對梁思成的解讀也都流于抽象的緬懷和頌揚。朱濤以令人欽佩的學術勇氣和治學真摯，重述了那一段幾成定論的歷史，并勾勒出一個大眾所不熟悉的梁思成。

　　他從繁復的史料細節處入手，去追溯梁思成的心路歷程；同時，他也閱讀大量史料，不斷回過頭去分析梁思成的思想和作品，發現大量研究中仍存在著很多空白，甚至謬見。于是他將梁思成的思想、作品都納入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將梁思成的學術進程與社會背景絲絲相扣地聯系在一起。

　　梁文道評價說：“朱濤的目的并不是要簡單地否定我們對一位偶像的崇拜；相反的，他把梁思成放回他的歷史處境之中，讓我們看見了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與局限，看見了他們的掙扎和痛苦；這恐怕才是對梁思成的最大尊重。在這個意義底下，我覺得梁思成仍然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因為他的命運就是整代人集體命運的縮影。”

　　出版方表示，“這本書可能冒犯很多人的情感，使人憤慨，使人痛苦，甚至使人虛無。但也許能將鐵板一塊的梁思成研究敲開一些孔洞，往里注入些歷史反思的生命力。”

　　“梁陳方案”再評估

　　近年來，從建筑界到大眾媒體，很多人都對“梁陳方案”關注有加。但大多數敘述都缺乏歷史分析，僅僅重復一個簡化印象：新中國成立之初，似乎只有梁思成和陳占祥二人孤軍奮戰，提出特立獨行的方案，最終悲劇性地未被采納。很多人甚至據此印象，得出一個更宏觀的結論：上世紀50年代北京正因為未采納梁、陳的建議，將中央行政區設在舊城中，過度依賴中心式發展，才導致今天內城擁塞、秩序紊亂的局面。

　　但是，朱濤指出，歷史要復雜得多。

　　首先，在空間格局上，北京究竟是該以舊城為中心，向外逐層擴展，還是在郊區另辟新城，疏散式發展？此種爭論早在上世紀20~30年代就興起了。北京“西郊新市區”這一設想最初則是由1937~1943年日本人規劃、建設，經過1946~1948年國民政府的接管和修訂規劃，到了1949年，已初具一個新城市的架構，更積累了很多城市規劃的構想。因此，“梁陳方案”并不是特立獨行的原創方案。

　　其次，從一個更貼近城市規劃專業的角度來討論，“梁陳方案”像歷史上很多宏大的城市規劃方案一樣，針對復雜、困難的現實，將問題界定得過于單一，提供的解決方式也過于單一，而且規模過于宏大，因此方案本身在上世紀50年代初并不是一個完備、周全的規劃方案，也不具可行性。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即使“梁陳方案”得以完整實施，它最多能在空間上暫時起到一定的疏散舊城密度的作用，但并不會幫助避免北京古城被破壞的結局，因為它無法根除城市格局失控的根本原因—各自為政的部門機構、無度的房地產開發，輕易僭越城市規劃的基本理性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