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與來自頂層的判斷和能動有關，中國正在醞釀一場巨大的運動--新型城鎮化。

　　這是一道宏大、復雜、艱巨的命題。它關系到中國未來較長一段時間的發展動力，也關系到數億市民、農民的微觀生活與福祉。

　　對此，中國的有識之士們有共識，但也有許多分歧。

　　從本期開始，我們將開始新型城鎮化系列討論。我們選擇出一些城鎮化當中無法回避的重要課題，邀請在該課題領域有深入研究的學者發表觀點。

　　我們希望這些討論有助于人們加深對城鎮化的理解，形成更多共識和推力，使得此輪城鎮化更加優質。

　　首先從一份關于中國城鎮化的報告開始討論。這是由美國布朗大學經濟學和城市研究教授J.弗農·亨德森于2009年底完成的一份報告。征得亨德森教授的同意，我們全文翻譯了該報告。

　　這份報告是"中國經濟研究和咨詢項目"的一個成果，中期報告于2007年完成后，許多中國相關人士對中期報告提出了評論和參考意見。這些人士包括郭樹清、李劍閣、劉鶴、劉仲黎、樓繼偉、仇保興、吳敬璉、項懷誠、周小川等。在此基礎之上，亨德森教授在對中期報告做出大量補充和修改后，于2009年11月定稿。

　　我們認為，即使在今天，這份報告依然分量十足。同時，我們專訪了亨德森教授，請他基于報告完成后這幾年的新情況做出了增補。

　　1.引言

　　1.1 中國近30年來經濟成就巨大。自1978年以來，人均GDP每年大約增長10%。同一時期，非農就業人口占勞動人口的29%增長到59%，城市人口從占全國的18%增長到46%（作者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這一轉變背后的推動力就是經濟改革。而重要的是，在農業和工業中引進的投資激勵機制導致私營部門主導了大多數的原料和產品市場。

　　1.2 要在未來保持這種增長，特別是在城市和農村部門達到和諧，就需要像過去30年在工業和農業中實施的改革那樣在兩個政策領域實施改革。第一項改革是推進城市和農村的一體化，建立全國統一的土地、勞動力和資本市場。和經濟意蘊一樣，改革還有巨大的社會和治理意蘊。第二項改革是重塑城市治理機制。目前，城市決策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來自上層的行政命令和控制，采取在自由市場經濟中經常被忽略的定量目標和國家法令的形式。中國需要一個給政府官員決策提供適當激勵的城市決策結構以替代過時的命令結構，引入激勵機制使有關城市財政、土地利用、移民政策和地方公共服務的決策更加合理。我們的分析聚焦于第一項改革，但是完全實施這些改革的能力取決于治理與激勵結構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