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度一：預留可能性

　　“一種以社會為依托的藝術，一種以人性為框架的創作”——這是法國AS建筑工作室（簡稱AS）對建筑的定義，也是公司成立三十多年以來，一直強調的團隊創作的概念。如今，公司在中國也走過了十幾年的歷程，但無論是工作方法還是設計理念，都采用與法國總部同樣的方法，共享資源，試圖使創作的過程和工作的步調保持一致，而不是創立所謂的分公司。“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理念。從這么多年的經驗來看，一個建筑師是天才，有可能成為明星建筑師。如果一個集體能夠成為天才集體，就會創作出更加令人震撼的作品。”AS合伙人之一的勒內·亨利·阿諾這樣表述。

　　回到對建筑的定義上來，不難看出，其基礎乃是立足于團隊合作和知識分享的。同時摒棄單純的個人主義，而傾向于以團隊成員之間的對話，甚至是爭論來實現由個人潛能的開發向團體創作結晶之間的轉換。

　　作為合伙人亦是建筑師的勒內·亨利·阿諾認為，建筑首先應該是一項具有社會性的工作，如果說建筑往往表現出協調一致的形式，那么在實質上它卻是沖突的結果。其次，建筑項目是固有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各種因素支配下矛盾相互作用的產物。實際上，各種信息施加于一個項目上，建筑的自主權就相對被削弱了。但是，由于空間的產生要求創造的協調性，因此，所有設計都要超越個體因素，在某一特定的時刻，表明其存在一種既保留分歧又創造共享文化的現實。在這里，工作中的復雜因素和綜合各種因素的工作都是使創作團隊興奮的點?？梢姡F代性在今天既是一種現實存在，又是現代需求的延伸，是融合、碰撞和交流，并且這一綜合性的主體不應當受到任何個體因素的限制。

　　正如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表述的那樣，其工作方式和指導理念，即“給可能性留有余地”。預留可能性是一種理智的態度，這意味著人們在開始任何項目之前，都要力圖擺脫風格上和技術上的框架，為各方面的建議預留空間，最廣泛地照顧到各種構思的要求。

　　“這還意味著我們隨時準備接受，至少是思考不同意見，并調整我們的設計。”勒內·亨利·阿諾說，“建筑現場存在的缺陷、藝術作品和哲學思想都可能是這種調整的原因，并且這種態度貫穿了整個工作的進程。這一集思廣益的過程往往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反復不斷地進行。這不僅是一個抽象的智力化過程，也是有機的、明確的具體化過程；不是僵滯的，而是扎實牢靠的。”

　　當然，這種永久向外界預留可能性的做法還將在所有可利用的誘人的方案之間進行取舍。出于這樣的原因，AS經常在已經完成的設計作品里留下一些當時設計的痕跡、工作的片斷和設計過程中作出的選擇。

　　其設計作品為居住者和城市講述了謎一樣的故事，同時又把鑰匙交給他們，以便把謎底揭開。一個建筑設計項目只有在項目竣工時才算是完成。并包含從設計到施工的不同階段，涉及各個專業分工，組織建筑師正確地貫徹設計意圖以及建立項目參與者之間工作關系等各方面的問題。為此，為可能性留有余地，既是團隊的工作方式，也是與外部伙伴之間合作的方式，并且豐富了其思考的過程。

　　態度二：接受與交流

　　其實，對于建筑的創作，勒內·亨利·阿諾希望既從美學入手思考問題，又從社會的角度出發看待建筑。畢竟，每一棟建筑在城市當中都有其角色位置，有其功能特征，并涉及多專業復雜學科。所以在做任何項目的時候，他們都會邀請各方面的專家與建筑師一起研究項目的創作方式，使項目能夠更好地同公眾對接與交流。也就是說，建筑與公眾之間的對話是一個多學科綜合的對話。

　　如果人們在法國看到勒·柯布西耶和密斯·凡·德羅的后繼者們的建筑就認為建筑是一種自由的、無沖突的、和諧的領域，只需從幾次大的運動中繼承衣缽或是作更深入探求的話，那簡直無異于一個被寵壞的孩子的想法。

　　可能是由于現在正處于后現代時代，建筑也需要在有著種種永久關系的自治形式中實現自我。與此相反，也有人認為那并非是在文化的瓦解中所昭示出來的，而是眼前這新的、巨大的、碎片般的、自相矛盾的產物。為此，勒內·亨利·阿諾認為，表達應該是自由的，同時在不同類型的條件下和不同類型的項目中，利用表達的自由承擔風險的能力，并將可能性盡量轉化為現實的愿望。這意味著要一直站在刀刃上，意味著為了實現這種轉變要不斷探索各種可能性的極限，也就是說，要接受和調節各種沖突和矛盾。

　　目前，國際化的趨勢越來越凸顯。AS也正在接受與交流的過程中，推進國際化進程的延續。其在中國上海建立的常駐機構，保持著將團隊的構想變為現實的目的，將中法兩國的文化內涵巧妙地銜接起來。在這個國際化的進程中，通過另一種文化傳承來肯定其本身的文化價值。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實際上這種國際化的進程，與其在中國工作經驗的積累和對中國建筑文化認識的不斷深入密切相關，而且還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

　　為什么選擇中國？“其實，在中國做建筑和在法國做建筑，沒有本質的區別。作為建筑師，在項目到來的時候，都應該抱著從零開始的態度，并以非常興奮的狀態去接受。處理項目的方法相同，但是大環境還是不同的。在中國，有一個挑戰就是，我們有機會去研究城市規劃方面的主題，然而在歐洲這種大尺度的城市規劃卻越來越少。”勒內·亨利·阿諾如是說。

　　除此之外，ＡＳ北京事務所經理李書雯還介紹說：“設計周期的短和快，也是中國區別于歐洲國家的環境特點。面對這樣的環境，我們在理解的基礎上，更愿意去適應。我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大型的項目，但是我們不會將其作為習慣性的狀態進行操作。我們也會有選擇地接受項目，如果我們認為這個項目已經超出了我們所能接受的底線的話，我們可能也不會去做。”